我是一個多變、還算蠻同理、也重視美感的人,之所以能成為"超級助攻老母"其實不是我選擇,而是逼不得已,因為那時候小孩都還很小,如果媽媽出去工作就得請保母,而且我有三個孩子,所以成為這個好像幫助先生的助攻角色,是開始有小孩後就協調好的。
老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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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念日文系其實也沒有想太多,好像台灣的教育就是告訴我們,大學就選個好學校,所以我只是選了學校。記得在大學時做過最酷的事情,也對現在人生比較有影響的就是和藝術大學的學生混在一起,當時看了很多戲,雖然台大總圖就有很多書,但那時候我就是偏要跑去關渡的學校圖書館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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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育兒政策和社會福利會幫妳把育兒路上遇到的絆腳石都移開,相對在生小孩上的煩惱就少很多,可能一開始想生孩子的意願都差不多,但因為外在環境的種種考量就會影響我們最終的決定,相對在瑞典不需要考慮那麼多,所以不論男性女性對生孩子都更積極。在經濟上的保障,讓很多在讀書的學生也不排斥懷孕生子,這對我是很大的衝擊,根本挑戰了安家立業的觀念,本來以為準備好了才可以生孩子,但在瑞典因為有各種補助,所以最大的經濟問題就直接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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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我非常感激這樣的選擇,也因此打開不同的視野。也是因為在以色列當志工那三個月,認識了很多從歐美國家來的青年,他們是待一年,我深刻的感受到,雖然同樣十八歲,自己完全就是溫室的花朵,吃不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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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專長是在藝術歌曲,有些人是唱歌劇的,我是在美國學聲樂,很少接觸歌劇,比較常接觸音樂劇和藝術歌曲。我1995年回台,當時台灣的古典音樂界才剛起步,所以我的演出機會比較多,和交響樂團合作或是獨唱,同時也在學校任職,這兩種職業都需要大量使用聲帶,但台灣的古典市場不像流行音樂市場蓬勃,所以在演出之餘還需要擔任很多教職才能維持生活,為了不讓演出機會減少,我也唱了很多不適合的音樂會,但聲帶就開始不健康,於是開始減少演出,相對也進入了低潮和反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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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葡萄園酒莊其實就是像農夫一樣的概念,可能爸爸負責種植葡萄,女兒接訂單,其他家人協助,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時間去做推廣也不懂行銷,他們只想專注把葡萄酒釀好。舉個例子,我現在代理一個義大利的奇洛蒙蒂酒莊(Chiaromonte)是在義大利南方靴子右下方鞋根的位置,在普利亞(Puglia)大區,歐盟覺得這個酒莊的品質很好,於是投資一大筆費用,希望能夠連帶把觀光產業帶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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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順興餅舖是新竹在地一百五十年的老店,店裡陳列許多歷史文物,比如七十多歲的竹籮,日治時期的餅印等,餅舖緊密結合在地人的生活,婚喪喜慶什麼都有做,在疫情爆發之前,店裡常常可以見到上了年紀的客人在店裡打嘴鼓聊當年,或是媽媽帶著女兒來訂婚嫁喜餅的世代傳承畫面,這就是老店才有的獨特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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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受到曾雅妮的信賴,創業之初就接了連續三年的裙襬搖搖活動,最難忘的是看到國外教練對於年輕選手栽培的想法與規劃和台灣真的很不同,比如在台灣基本上都未曾聽過了運動心理,我們通常以成績為導向,不像國外特別在意選手心理層面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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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年代對大學科系的探索機會沒有現在多,但我比較異類一點,從小就想當記者,若回溯到眾多學習科目中,”寫作"是我每次做完都會感到滿足的功課。當時就會想像如何能寫作又能一邊工作,當記者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且當記者可以聽人說故事,並且寫下這些感動的故事給更多人看,一定會是個很棒的工作。所以大學就填了新聞系,後來也真的如願當了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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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近二十年的公務員生涯,和成爲執業律師最大的的差異,在於公務員有工作保障,但相對的,受到的約束規範也非常多,律師則是自律性比較高,需要管控案子時程、發展方向、策略、處理方式……等。再加上法律與時俱進的特質,常常面臨許多修改,法學界有一句經典名言,「立法者僅僅修正三個字,整座圖書館就會成為廢紙。」,所以法律相關人員需要不斷進修,學習新的知識,才能成為一位稱職的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