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老母的故事,張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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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新聞系的原因

我們那個年代對大學科系的探索機會沒有現在多,但我比較異類一點,從小就想當記者,若回溯到眾多學習科目中,”寫作"是我每次做完都會感到滿足的功課。當時就會想像如何能寫作又能一邊工作,當記者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且當記者可以聽人說故事,並且寫下這些感動的故事給更多人看,一定會是個很棒的工作。所以大學就填了新聞系,後來也真的如願當了記者。

事後回想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國中時對記者的想像其實很狹隘,現實中的記者,多數是做日更的新聞,必須每天跑記者會,短時間寫出訊息清晰的新聞稿,少數才是如我想像的,可以用長一點的時間寫人物、做議題研究、開展專題。海倫會認識我是因為聯合報一篇關於「青少年憂鬱/青少年自殺」的專題,像這樣的專題就需要多人合作,而且從梳理數據、前期採訪、讀過去報導、找問題意識、到分工採訪寫作、數位專題製作等,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完成。

我的記者資歷大約13年,但在成為記者之前,我換了6個工作,因為新聞是社會科學,甚麼都學但沒有特別專精,我希望自己能在新聞技巧之外也有某個領域的專業,後來就念了教育研究所,考了教師證,也認真當了一年代理老師,但我發現教育不單只是陪著孩子長大,還必須面對他的家庭和整個結構帶給他的影響,感覺像一直進學校打怪,但這些怪本來也是好好的人,只是在不健康的教育系統下成了受害者,但孩子和老師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又是誰?

後來我轉戰親子天下雜誌當記者,主要做親子議題,一待9年,現在回顧自己的生涯軌跡,雖然曲折但主軸鮮明,我對於一個人如何透過學習,發展自己的潛能,讓自己過得更好,並在有限資源中活出無限可能,一直是很感興趣的。不論當老師、當記者、當媽媽,我都會一直把這個提問放在心上,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自己是「披著記者外衣的教育工作者」。

對我來說,記者工作不僅是糊口專業,更是一種工具、探尋生命秘密的方式。

我對人生的困惑和好奇,幾乎都有機會化成專題梳理得到解答,雖然記者薪資不高,但除了薪水之外能回饋我生命的部份卻非常豐盛,如果在工作中能找到意義感,就不會輕易落入錢多和少的比較。

離開親子天下之後,我自由接案了一段時間,當時寫了一本花蓮偏鄉五味屋的故事,介紹五味屋如何透過商店做社區營造,看顧偏鄉的孩子,甚至也直接接教育部的案子,編製108課綱相關的刊物,目前我在聯合報主要負責一個提供熟齡讀者的產品叫做「橘世代週報」,形式是透過大量人物報導,用人物故事帶出想說的議題,例如健康、生活資訊、關係經營、理財等等,這些都給我很多生命的回饋,特別是婚姻關係的部分。

我很幸運,因為當記者十幾年來一直都還是我小時候想像的、喜歡的「那種記者」,即便現在的媒體轉速愈來愈快,我依然在做得放慢速度才做得出來的報導。當我寫的報導真的能改變政策或是真的有些影響力的時候,就會特別滿足。

例如當時在親子天下做了一個「減C」的題目,因為會考分A、B、C,所以我們倡議應該把教育資源從「拔尖」位移到「扶弱」,讓學不會的孩子少一點,幫助他們學會,當時做了縣市教育力調查,評比各縣市國教成效,看各縣市願意把多少資源放在扶弱。報導出來之後就發現各縣市的政策資源開始有了位移,這好的價值就能透過報導實踐。

但其實在心上一直感受很深的,都不是這些「大我」的影響,多數是因為採訪而到了某些地方的「小我」時刻。例如有一次因為補救教學的的報導去了新竹新光小學司馬庫斯分校,我此生最大最長的流星就是夜裡躺在新光國小的操場、仰望星空時看到的。或是有次去韓國採訪,我們坐在咖啡廳聽韓國媽媽們的焦慮,韓國家庭多數收入都花在小孩的教育上的「現況」,我有一刻覺得好幸運,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工作,我不會有這個角度來認識韓國。

在這個網路便利,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第一手消息來源(例如每天的疫情記者會)、可以發表評論的年代,其實已經沒有所謂「主流」媒體,但有願意轉型的媒體,他們大多願意放下「大眾媒體」的光環與工作習慣,做好「分眾讀者」的經營。

例如「倡議家」經營社會創新組織也經營年輕讀者、「橘世代」回應熟齡讀者的生命需求,這些就是聯合報在經營分眾讀者的努力;都是過去的主流媒體不會做的事。

我目前隸屬的單位是聯合報「新媒體中心」,同事們做的就是創新的媒體敘事方式。過去媒體的載體是紙本、是報紙或雜誌;進到網路時代,可能將紙本的報導放到網路上;過去以文字思考為主體。但現在新媒體連說故事方式都不同了,例如同事們會去研究圖表的敘事方式、版面的流暢,文字的內容得去思考數位敘事的需求。有些新的技術像是VR也會進來。

但是好的新媒體不是為炫技而做,而是提醒我們要更深刻了解讀者解讀訊息的方式、讀者的焦慮與痛點。因為讀者更習慣圖像閱讀,所以我們改變說故事方式。但我們也發現,真正受讀者歡迎的,從來不是很炫酷的技術,而是真正關心讀者的需求,解決他們的焦慮。像新媒體中心推出的數位專題裡,「圖解新冠肺炎台灣病例關係」流量是最高的、「致照顧者」流量次高、這次的「青少年憂鬱世代」也不錯,其實這三個都沒有用到太難的技術。

我是個生活很懶散但工作認真的人,意外的,卻因為每個時期的工作都和那個生命階段的所需知能有關,工作認真獲得的知能幫助了我因應生活。所以我常常被認為是個很能打理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母親;其實只是湊巧。

例如我在親子天下的那段時間,我家哥哥大約是2歲到12歲,我工作時寫「學步兒,孩子人生第一個叛逆期」「家庭功課的戰爭」「覺醒父母」,因為每個主題都大量閱讀相關資料,所以寫完也這些想法與建議也變成我的知能,在面對孩子的一些狀況需要因應時,我的內在資源是相對足夠的。

當然也因為做了很多年的教育記者,所以我在孩子還沒成為青少年時就有些心理準備,於是當他國中提出一些問題和要求時,我和老公常常講:「這件事我還們沒想清楚,可以給我們一天想想,明天再跟你討論嗎?」會比較有彈性,不會太快下結論,也覺得凡事都可以透過討論得到比較好的答案。

我的記者生涯幾乎是跟母職一起「長大」的,所以我會覺得自己是用「母親視角」在當記者。在親子天下時不用說一定是的,後來做了「倡議家」,每每要接觸比我小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創業者,我也會常常想:「這些有勇氣、有開創性的年輕人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當父母可以怎樣支撐他們?」

不過倒是因為記者身份,我的媽媽視角不會只停留在「我期待我的孩子好」的層次,我會多一些系統思考,會知道,如果整個社會不夠多元、友善、接納,我就算養出一個主流社會價值中「高成就」的孩子,他也不容易感到幸福。

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最好的教育也沒有完美的方案,常常很多時刻只能選擇,例如我在和我老公溝通孩子的學區時會談到一個採訪經驗。我有次採訪一個台大學生,聊著聊著他說起他國中在一個沒什麼人讀的學校,同班同學有那種只愛畫畫但不太說話也不念書的、有每次都爬窗戶不走門進教室的,後來念台大、高中也是北市前幾志願的他,因為國中時光認識了一群「很不一樣卻有趣」的朋友,人生因此有了不一樣的視野。我會覺得人生不要那麼快進到同質性的同儕裡是一件珍貴的事,所以我們留在社區、留在一個同學組成多元、活動多的國中,當然選擇學校有很多考量,這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卻是很重要的因素。

張瀞文

從小因為喜歡寫文章就立定成為記者,對於教育議題特別有感,寫親子議題、寫婚姻關係、寫退休銀髮生活,近期的《橘世代》更因為《老人詐欺》系列專題,獲得「銀響力新聞獎 平面類優選」!。因為報導的需求,解惑了人生各階段的困擾,甚至為自己生命帶來豐盛的回饋。因為報導看見了人生中的最大流星,聽見了異國母親的教育困擾,這些都是記者職場所帶來的禮物,如果在工作中能找到意義感,就不會輕易落入錢多和少的比較,或許,也會支撐妳/你在喜歡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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