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學老母，簡梅芳
中興大學植物學系，生命科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日本東北大學生命科學博士。
5歲開始習舞，小學3、4年級與中學3年就讀舞蹈班，國中是雲門舞集的獎學金團員，當時每天練舞2小時以上，小時候最愛舞蹈與生物。日本博士班就學期間接連拿到獎學金幫助，進而專心於學業。當了幾年博士後研究員，在日本結婚生子，育有一男一女。目前專門研究環境微生物學及分子生物。
| 跳舞在妳人生中是怎麼樣的經歷?
對我來說我人生的第一個學校就是舞蹈教室，我每次上課都覺得好開心，當時我覺得我的人生是為了跳舞而活。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有一次有很大的颱風來，所有的學校都停班停課，我堅定的跟我爸說: 「不行那個舞蹈課一定有上，我一定要去。」雖然到現場果不其然是停課，不過當時我真的是風雨無阻，瘋狂的愛跳舞。
| 後來是怎麼在舞蹈生涯和升學中選擇?
到了國三我們要選擇考舞蹈的高中或普通高中，我們班大概是一半一半。我那時候功課在班上一直都是前一、二名，在我們學年大概是前五名，我覺得我滿喜歡念書的，但是我好像什麼東西都很想做，所以就問我爸的建議；他說:「姐姐我可不可以拜託妳不要選跳舞?」我當時很難過，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一直支持我跳舞的爸爸原來不是這麼希望我跳舞，爸媽都擔心著我的未來，不希望我以後會很辛苦。後來因為不想讓爸媽操心，所以我就放棄跳舞進到普通高中升學。
| 成為生物科學家的路上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我放棄跳舞轉而追求生物的興趣，一開始其實有想過成為一名醫生，一名「醫治舞者」的醫生；不過我高中是念北一女，我就發現在一個大家都很厲害的環境我再怎麼努力都是20名，後來各式各樣的因素讓我後來沒有想要去唸醫學系了(哈)。
雖然放棄了救治人這件事情，但是我持續結合對生物的興趣，轉換心境到「醫治環境、救助環境」，我現在做的就是研究生物機能，把它運用在環境修復或是資源回收的技術的開發上，希望能夠對人、對環境有幫助。
| 研究生涯中一路上的旅程是怎麼樣的?
我的專業是微生物分子生物學，經歷了碩士、博士、博士後的研究生涯，從一開始研究微生物中的基因調控，到從基因調控的角度看對於環境的變遷，一步步去了解微生物對於環境的變遷有哪些反應、它們有什麼特殊機能，然後應用這些機能去做環境修復、環境整治。所以就研究的部分，是從我的專業的角度，從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做起點，再延伸到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去開發技術。
| 聽說在日本，教授的職責跟台灣有一些差異?
我發覺在日本的大學，老師照顧學生的部分比台灣的大學多的很多；除了學業還會去照顧學生的生活，甚至輔助學生就業。所以我覺得日本的大學，教職員的工作層面相當廣泛，「接軌」是日本人頗重視的事情，他們認為在大學或碩士的最後一年就要先找好工作；企業就開始舉辦徵人的專人說明會，學校也會有專門輔導的就職輔導組，每個科系的導師會有就職輔導，在學生申請審查過了、有面試的時後我們可能還陪著他們、幫他們練習面試或寫推薦信。
| 在擔任教職員、做研究上有遇過哪些挑戰?
「少子化」是我認為整個大市場中碰到的問題，在教學單位如果現在已經是教授的人，他就不用再擔心升等的問題；對「助理教授」來說，如果上面不需要這麼多人，就沒有這麼多位子可以去，大學中的升職方式和公司企業是不太一樣的。
在研究方面，困難之處就是要一直不斷的尋找新的課題，在學術界: 「只有第一或是唯一才有辦法生存下去，」所以我們得要展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這是我覺得這一個研究者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在日本他們會覺得說，助理教授在30歲後半就差不多要往上升了，所以做越久卻還沒有升的我曾經也感到很沮喪。一直到2020年，我開始每年都有拿獎，像是學會獎或是研究獎；今年則拿了東北大學的女性研究獎，後續又拿了微生物學聯盟的獎項、生物工業協會的獎等等。這讓我開始覺得擁有這些回饋，很多都是等到自己累積了好一段東西之後，才會送達自己身上的禮物；當中很重要的事情是得要忍住、要有韌度，不要放棄的去往前進。
| 會因為自己的職業，而和孩子有相關知識的灌輸嗎?
我其實沒有去特別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我是我、孩子是孩子，」我們各有各自的人生，我不希望給他們太強勢的影響。我覺得如果我多給他太多訊息的話，孩子在受到我的潛移默化後，他自己的想法就會受到拘束，所以就沒有特別去做這樣子的灌輸。
我更希望的是孩子們去多接觸不同的東西，這樣當他們要決定自己人生的時候，就能有不同的選項、就有自己選擇的能力。總而言之，我並不覺得一個生物科學家或是一個大學的老師在成為母親上來說有什麼樣的不同。
| 在不同角色間切換，有覺得面臨哪些難處嗎?
作為家長和工作角色之間，我覺得很大的相互的影響是「時間不夠用」，因為我認為兩個都是全職的角色，都需要完整的時間。在日本全職工作的母親其實還是比較少數，我的同事們基本上是男性，學校也會希望我能夠跟他們有一樣的表現。我剛接助理教授時我的孩子還不到1歲，上班時間和能夠工作的時間就是早上9點到下午5點，接完小孩子回到家已經超過7點；到現在我還是會被我的孩子的老師說:「小學的小孩應該9點就要睡，」但是這對我來說根本不可能，絕對會超過10點。
日本NHK曾經和東北大學的研究合作，想要找到一個model說明女性的研究者到底是屬於怎麼樣的窘境，希望能引起關注並提升女性研究人員的比例；他們就是找到我，在我身邊跟拍了3天，這幾天他們就跟著我跑來跑去，記錄了我在研究室和身為母親的生活。
| 在職涯發展和結婚生子之間，自己曾經擔心過什麼呢?
我32歲才生第一胎，在台灣可能這個年紀很正常，但是在日本他們就覺得已經比較晚了；當我決定在日本工作起，我原本沒有想過要結婚、生小孩，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原生家庭給我很完整的幼兒教育，所以我也希望能夠給我的小孩完整教育時間，就曾經因為這樣感到恐懼，怕自己沒有時間給他們。
不過我後來還是懷了孩子，我的老闆也是我當時的教授他建議我不要放棄工作，他讓我能夠縮短工作時間，讓我可以陪伴我的孩子；但是我總覺得自己讓孩子忍耐我很多，因為他們仍會渴望能有更多和我相處的時間，不過說實在的，給他們的可能都還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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